最后的远行:《邓小平时代》札记二

1988年, 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民众恐慌,高层的保守势力渐占上风,中央政府开始实行紧缩计划。随后的连续两年,加之众所周知的因素,GDP增长率骤减为4.1%和3.8%,据说有将近2000万人丢了饭碗。

《邓小平时代》中,并未提到1991年GDP增长率已经回涨至9.2%,这和邓小平不断的鼓励应该有所关联。不过似乎,他依然对当时保守的经济政策感到十分不满,因为要实现他2000年国家GDP翻两番的雄心壮志,GDP年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7.2%以上。然而,他不仅不能完全左右当时的这些政策,甚至连表达观点的文章都不能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1992年1月17日,在他人生的第87个年头,邓小平悄悄地登上了一辆前往南方的专列——开始一次「家庭度假」。

第一站是武汉,邓小平仅仅在站台上停留了20分钟。但是这20分钟却至关重要,基本定下了他本次南行的基调。在抱怨了低效率的文山会海之后,邓小平直截了当的说:谁反对改革,就让谁下台。他又来到了深圳和珠海,参观了企业工厂,登临了高楼大厦,表明了自己的态度:改革开放要走的更快一点,胆子更大一些。

北京方面,碍于当时的政治气候,媒体只字不提邓小平在南方的一系列活动。但是,邓小平的广东之旅在南方已是家喻户晓,谁都知晓他这次南行的目的,《深圳日报》更大胆的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。

在形势尚不明朗的这一段时间,江泽民听说了邓小平武汉谈话后,很快就表示要加快开放步伐,减少会议数量。这一年的春节,他又破例打电话给邓小平拜年。在邓小平回京前几天,江泽民公开说,他拥护邓小平改革的呼吁。不久,他经过政治局批准,把邓小平南行讲话稿发给了最高层干部。保守派元老陈云,这时也接受了政治局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定。

1992年,在邓小平发动这场场决定性的战役后,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快车道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我始终以为78年就是改革开放,在政治上即便存在争议,但在经济上应该基本市场化,至少是社会主义市场化。而原来,并不是。直到1992年5月底,国家新开放了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,30个省会城市也才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;在此之前,只有深圳、珠海为数不多的数十个城市高度开放。

小时候只要拿着几分钱,便有麦芽糖、花生米、唐生肉可以自由的买着吃,有水枪、鞭炮、玻璃球可以自由的买着玩,我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。现在看来,这只是小商小贩,并不是市场经济。浙江人、苏南人虽多由摆地摊、做小生意起家,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。若没有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,他们想必永远都只是商人,而不是现在的企业家、资本家。经济发展、社会开放,虽说这是一条不可逆之路,但其中曲折和反复、延滞和动荡,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中都屡见不鲜。

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的「推波助澜」,今天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、进展如何,还未可知。虽然1994年全国CPI指数高达24.1%,虽然世纪末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,虽然左派高唱红歌想念毛主席,虽然还有千百万贫穷困苦的人们,但没有人真的愿意回到那个时代,没有人不享受今天的现代化,更没有人能够挡在时代的车轮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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